1993年，卫生署成立中央健康保险局筹备处，筹设中央健康保险局，专责办理全民健康保险业务，整合原有公保、劳保、农保健康保险。

这种模式比第一种模式更缓和、更具现实性，又较第二种模式标准统一，可以避免因划分标准不明确而造成的改革阻力，是支持者较多的一种改革思路{5}。具体到行政复议领域，无论是采取何种方案，不容忽视的是改革得以实行的前提性条件为何？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和行政法制水平之内，是否能够将诸项改革方案付诸实施？行政复议制度的内在动力在于行政系统的层级监督，这是行政复议制度相较于作为外部监督手段的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区别，在行政内部监督的基础之上建立相对独立的机构对于相对人的复议申请进行公正的审查和裁判，公正而有效率地解决相关的行政争议是这种层级监督的间接表现形式。

笔者认为，在台湾地区的行政诉愿制度中有两个细节对我们今天的行政复议改革的讨论是深有启发的：第一，强化行政机关自我省察的功能，即行政诉愿经由原处分机关提起，原处分机关有先行重新审查原处分的义务[5]。在复议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设计上，也是采取极为粗线条的概括式立法模式。其次，行政复议制度是一种建立在行政系统内部的权利救济制度，它同时也是依托于行政层级监督而设立的内部监督机制。即在保证现有的行政复议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在少数特定的领域率先引入独立的复议机构，与现有的行政复议制度并行发展。对于现有的行政复议制度的缺陷的分析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行政复议机构不健全、不独立，官官相护的弊病致使其无法做出公正的裁决，难以获得相对人的信任。

另一方面，诉愿裁决的公正与否并不完全依赖于诉愿审议机构的地位是否独立于行政机关，而是通过完善程序、加强相对人的参与和公众的监督等手段来促进诉愿裁决的公正性。四、结语：行政复议程序改革—一条可行之路台湾地区在现行的《诉愿法》颁布之前，旧的诉愿法也面临着公众信任的危机，学界曾就诉愿制度是否应该进行司法化改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结果上讲，法院裁判文书中的理由就是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评判，裁判文书中的主文就是评判的结论，即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意见。

因此，凡不属于公权力活动，以及不属于民事审判活动的其他公权活动，都不是民事检察的监督对象。《民事诉讼法》第 2条规定，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说明民事审判实际上有权利救济（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惩处违法（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两个方面的功能。因此，民事审判程序围绕着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即请求与答辩、证明与反驳、提出与撤回或变更）而展开，围绕着民事审判的方法（查明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决）而展开，其内容包括：受理起诉与立案程序、通知答辩程序、举证责任与法院调查相结合程序、庭审调查与辩论程序、裁判程序，等等。长期以来，人们把民事误解为民事活动，将民事检察误为对民事活动的法律监督，结果造成了多年来关于民事检察的误解和争论。

[9]因此，《办案规则》很明显地模仿了民事审判中的法院调查制度，把检察机关调查制度与当事人举证责任制度相结合。相反，在民事审判程序中，适用有关法律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权利救济程序因当事人的权利请求而开始，因当事人撤回权利请求而结束，因权利请求之行使障碍（例如权利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参加诉讼）而暂停。曹建明检察长在第二次全国民行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民行检察通过对公权力的监督，间接具有权利救济的作用。现行民事检察程序照搬了这种立案通知制度。上级检察机关在决定不抗诉时，通常还有一个不抗诉理由的答复函，其内容也是指出申诉主张为何不能成立，这与法院判决中不采信一方当事人理由时的说理情况也相同。

[26]第二，如果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已经涉嫌渎职违法，检察机关却借口没有人申诉而拒绝监督，就是渎职。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月报表中，民事检察案件的类型与民事审判案件的类型完全相同，其民事部分共分 33 项，分别是：人格权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不动产登记纠纷、物权保护纠纷、所有权纠纷、用益物权纠纷、担保物权纠纷，等等。（一）民事检察功能的审判化（权利救济），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利救济思想1． 惩处违法和权利救济都是保护权利、维护法制的重要内容法治的核心内容是保护公民的权利。[4]该条规定的案件来源共四项，另两项是（二）国家权力机关或者其他机关转办的。

现行民事检察程序中的调查制度与此类似。权利救济的途径有司法、仲裁与行政三种，其中的司法救济程序就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程序。

检察是指对违法行为的追查和检控，就是法律监督。这种检察权的审判化当然是反常的，但人们长期对之习以为常，视之为当然，甚至视之为民事、行政检察程序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这说明检察程序的审判化有其深厚的基础和背景，并非出于偶然或巧合。

在此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是民事行政案件，即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16]如果民事检察程序和民事审判程序有着相同的功能（都是权利救济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自然相同，都是民事权利争议，[17]都是民事纠纷。民事检察有了与民事审判实质相同的工作方法，自然应当有实质相同的办案程序。与权利救济功能伴生的权利救济思想和当事人主义思想，例如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当事人间保持客观中立、保障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等等，长期指导着、主宰着民事检察工作，并不断地被强调、强化，甚至被视为民事检察的规律。此外，为了实现有效监督，检察机关在必要时还应当参与所启动的惩处违法程序，以支持检控、推进程序和进行监督。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4 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同样自然的是，检察机关审查不同类型的民事纠纷，实际上也是审查不同类型的民事行为，民事检察的真正对象也是民事活动。因此，仅仅认为支持起诉、督促起诉和提起诉讼属于法律监督工作，就认为应由检察机关负责，在逻辑上亦有不周全之处。

（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权利救济和惩处违法都是保护权利的基本方法，但前者针对合法权利，重在补救，后者针对违法行为，重在惩罚，两者的最终目标一致，功能互补，但基本方法有别，因而是不同的具体法律制度。

不过，在现行法律对检察职权已经作了许多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能否直接按照宪法中的法律监督概念来行使检察权，还需要再作讨论。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检察机关必须在如何履行规定的职责上下功夫，创新履行职责的能力和方式。

因为民事的审判工作具有权利救济功能，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民事的检察工作也有同样的功能，认为民事检察也是为了保护申诉人（即所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1]因而在民事检察工作中试图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试图解决民事纠纷，[12]从而将两者的功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实际上是把审判和检察混为一谈，把民事检察的间接功能误为其直接功能。[10]听证规则中的一些内容与法院的庭审程序大同小异，例如：根据案情或当事人的申请，决定听取当事人陈述，听取当事人陈述由审查该案件的主办检察官主持进行，人民检察院听取当事人陈述，应当就立案审查的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听取申诉人的申诉主张和对方当事人的申诉反驳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和理由，听取当事人以及与案件有关的人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审判程序的意见、当事人陈述中，可以出示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出示的证据可以提出意见，听取当事人陈述应当制作笔录有关复杂性的政治理解，与权利再造与平等再生相关，并表现在女权与人权的抗辩之中，基于此，作为价值预设的政治平等，才可能释放出更强大的解放力量。[18]萨克森豪斯从希腊哲人、喜剧诗人、悲剧诗人的言辞和作品中，探讨了生活秩序的起源，即古希腊政治学诞生之初的思想境况，在其中排斥多与处理多作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科学，如何穿梭在古典思想的世界，其更为内在的差异在于对生命、身体、人的需求以及女人采取了不同态度，参见［美］萨克森豪斯：《惧怕差异：古希腊思想中政治科学的诞生》，曹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页。

人权平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价值预设，而不是人们要去追求的目标，就好像现代国家作为一部精良的装置，平等就是设定在装置中的危险程序，她时刻扰乱装置运行的稳定性，如果不是在宗教或者共产主义的系统内来观察，那么平等就是现代政治建制及其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漏洞。当我们说性别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明确其重要的含义，即人类必须先安排好自身的有关生殖活动的生产 / 权力制度，才有可能在交换女人的行为中，不断积累、沉淀并解析出其政治价值。

[21]转引自［法］德里达：《友爱政治及其他》，第216页。[12]另一位思想家阿伦特将人类的精神生活分包括意志、思维与判断，而判断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最近，她认为意志属于精神活动一个绝对起点，类似于神学中创世论，意志是从无到有的第一现场，由此展开一种新的系列行为和状态。

女性共同体，即女性结盟的可能性，就在于重塑女性经验的独特价值，并内在于性别平等的话语实践。更进一步，当我们说平等的时候，实际是在根据人的自我完善性来想象生命的理想状态，而政治范畴之下的权利平等，是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得到确认的，就是说在国家的眼里，所有的公民在权利层面都被同等对待，而其实践则体现在立法与司法行为中。

如果说政治权力的原型是家庭，那么女权主义理论更关心的正是这原型的原型，即父权制产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女权主义人类学家吉尔·罗宾（Geyle S. Rubin）认为：外婚制伴随着针对女人的交换行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一般的剩余产品的交换。人权作为中介项怎么可能只停留在自然 / 政治的单义的对立之中？人权平等的起源提示我们差异如何作为原则，作为政治想象与政治创造的内在机制，去探究差异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既然现代政治的诞生刷新了人对自我的认识，为什么不可能发明更多？二 、作为问题的女公民尽管从女权运动的历史来看，赋权仿佛是人权之于女性权利的一种滞后性的偿还，成文法的条例上添加了女人的工作权、投票权与教育权，这一切仿佛是在表明，权利说具有自身的修补能力，而在历史时间表上，滞后发生并得到国家承认的女性权利，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被历史不小心遗漏了的权利子项而已，在人权大框架之下，在人的概念中，男人和女人的集合作为整体性的表述，权利清单得到了扩充而已。[5]关于性、性别以及异性恋话语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辨析，以及有关Queer（酷儿）实践的理论基础，可参见《性的交易：盖尔卢宾与朱迪斯巴特勒的谈话》，载［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为了追求平等，就必须不断地去发现不平等，并在事物的差异之中，重返权利的发生现场。

这不由让我们回想起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起源说，即文化起步于禁令的发明，这个封闭的体系根植于理性的正当性，而理性的正当一如权力的诞生，依然取决于排斥原则。女权平等恰恰是从这里出发，平等不是逻辑的终点而是起点，去诘问人权说的人是如何构成的，当我们说出人这个概念的时候，非人的存在是指哪些，因为人的总体性定义不可能自我指正，这个概念一定是在差异、关系与转换中被构造的，人权逻辑的辩证性就在于人的生成总是处在非确定性的绝境之中。

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这个她什么都不是的同时，可以是任何东西，既是妻子、女儿、母亲，同时也与物件、贝壳以及牲畜类似，她们与它们共属于交换的客体。西哥特人要求所罗马特人像他们部落的女人一样生活，遭到拒绝，所罗马特人集体扬长而去，继续其张弓搭箭、上马作战的生活。

一个俗常的表达是：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但前者是概念性的，后者是实存性的。但是，平等的真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激励话语，为建制化、制度化的现代政治提供了更甦的可能。